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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他被称为金融专家，曾在央行行长、天津市长、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等多个正部级重要岗位连续工作18年多。他是戴相龙，1944年11月出生于江苏省仪征市，1967年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早年，他在云南圭山煤矿工作了10年。1979年，戴相龙回到家乡江苏，进入银行系统工作。1985年1月，戴相龙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5年后，转任交通银行副董事长、行长、党组书记。1993年7月，戴相龙上调中央，履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组副书记，时任央行行长正是朱镕基，他被评为朱镕基推进金融改革、稳定中国金融的“左膀右臂”。1995年6月，戴相龙接替朱镕基，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第十任行长。在这期间，戴相龙掌管的央行顺利度过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和重组上市打下了基础。
2002年，戴相龙离开了工作23年的银行系统到地方政府平台任职，出任天津市市长。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戴相龙天津工作文集》介绍到戴相龙在天津的执政举措，“为解决资金不足的瓶颈，戴相龙以土地和土地收益权作抵押，吸收金融机构的长期贷款搞市政建设，五年总投资超过7000亿元。”他从国家开发银行获得一笔500亿元贷款授信额度已用好归还。执掌天津5年中，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全国的金融改革试验区，天津被国务院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天津GDP年均增长15%，天津市与北京市、铁道部等联合投资建设全国第一条高速铁路，把京、津两市连为一体。
2008年1月，戴相龙转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理事长，开始掌管国民“养命钱”。他曾建议每5年延迟退休1年，同时运用综合措施，平衡统筹账户收支缺口，开始受托管理广东等省部分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资金业务。
2014年初，戴相龙卸任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主要领导职务，之后便开始淡出公众视野。近年来，戴相龙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身份多次亮相公众场合。今年，他出席了博鳌亚洲论坛和陆家嘴论坛两个重量级的经济论坛并发表演讲，把脉中国经济增长、预判世界经济和展望金融改革开放未来。
回顾戴相龙的职场轨迹，无论其在银行平台、政府平台，还是投资平台都为中国金融业改革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过去40年，中国金融取得了丰硕成果，未来，中国又将开启新一轮改革开放。作为中国金融开放的改革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戴相龙是如何评价这40年？如何判断未来的开放之路？
凤凰网财经7月5日讯（杨芳）“中国金融改革开放40年之所以取得丰硕的成果，主要是由于坚强领导、统一部署、循序渐进和风险意识，”央行原行长戴相龙接受凤凰网财经专访时表示，“通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金融业在世界逐渐崛起。”
戴相龙预计，到2035年中国基本建成现代金融体系。那么，现代金融体系有什么要求、目标和特征？戴相龙认为，未来，全球将广泛深度使用人民币。所谓广泛，即指越来越多国家将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及储备货币。所谓深度，人民币作为投资、储备货币占据更高的比重。到2035年，人民币将会和欧元具有同等的地位，超过英镑、日元的地位。
“建议提高国有资本在证券行业的集中度，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总部设在上海的大型投资银行，由现有证券公司通过增资合并组成一家、多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投资银行。国务院也提倡各个省和市国有资本加强资本联合，提高单个证券公司的净资本和竞争力，”戴相龙说道。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回顾过去40年，中国金融取得了丰硕成果，人民币越来越国际化、对外贸易越来越便利、资本可自由兑换项目越来越多，金融机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高。近日，凤凰网财经独家专访戴相龙，解读改革开放40年成果、经验，并展望新一轮开放，同时解读金融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风险应对问题等。
中国金融业在世界逐渐崛起
凤凰网财经：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您觉得过去40 年中国在金融改革开放最大的成果是什么？
戴相龙：今年是金融改革开放40年，回顾这40年，中国金融业取得了卓越的成果。第一、宏观调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保持了人民币的币值长期稳定。尽管过去40年遭遇过高通货膨胀，但物价总体平稳，近20年消费物价值每年平均增长1.9%，这是非常不易的。
第二、中国金融企业通过改革后茁壮地成长。2018年《银行家》发布的世界银行排名来看，前十名中国占了四个席位，尤其中国工商银行，近年均保持第一。保险公司排名前十名，中国占三席。此外，金融业的服务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创造了条件，改革开放这40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保持10%的增长速度，尤其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近十年平均增长7.9%，这样的速度是非常了不起的。
第三、金融越来越开放，人民币国际化也有了良好的开端。初步形成了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机制，市场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2017年底中央银行对外资产负债表显示，资产净值将近三万四千亿美元。我们的资本实力是比较雄厚，防范国际风险能力是很强的。此外，我们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新技术在金融方面的应用，中国的金融基础设施、银行业务和电子化水平在全球来看也是领先的。
总而言之一句话，通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金融业在世界逐渐崛起。
金融业改革开放有时快有时慢，但方向是坚定的
凤凰网财经：金融业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果，您认为主要的经验是什么？
戴相龙：我在中央银行工作近十年，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亲自参加了金融调控和金融风险防范等相关工作。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四十年之所以取得丰硕成果，我认为有四方面的原因：
第一、坚强的领导。1997年至今，每五年党中央和国务院或者国务院会召开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总结成绩、检查问题、提出措施，对金融业存在的问题进行纠正。特别是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针对金融工作中的问题，提出了促进改革和调整金融系统党组织领导管理体制等问题，200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特别强调了国有银行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革，有条件的可以上市。2017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又强调了对外开放，这些对于金融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认为是党和国家、国务院对金融业的坚强领导才使得金融业取得了丰硕成果。
第二、统一部署。金融业改革开放有时快一点，有时慢一点，但是方向是坚定的，步骤是稳妥的。1993年1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对金融改革的方向、步骤、道路、金融机构、市场和监管如何发展等都有明确的表述。不像有些国家，有关金融的法律刚刚定了，因为换届又否了，我们国家金融业的改革发展是统一规划部署的。
第三、循序渐进。中国经济体量那么大，改革开放同时肯定也会带来一些风险，所以，开放的方式是循序渐进的。比如商业银行的发展，1983年国务院下发《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文件明确中央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把工商信贷业务职能分离出去，成立了工商银行，加上原来的农业银行，成立了一批专业性银行。1994年，国务院又把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分开，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原来的四家就变成国有独资商业银行。2002年，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革，有条件可以上市，所以，2002年以后商业银行进行财务重组上市，包括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从体制角度来看，不断转换发展战略，朝着国际化方向发展，整个过程是循序渐进的，没有因为部署的混乱造成损失，这是中国成功很重要的经验。
第四、风险意识。国家领导人历来都非常重视金融风险的防范，中国有一句话叫，“生于忧患而死与安乐”。1996年8月初，在北戴河会议上，国家领导人听取了有关部门关于财政风险、金融风险、粮食风险和就业风险的报告。1997年2月，中央决定开会化解风险。2017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聚焦金融安全。2017年10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再次突出了防范风险，2017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提出防范金融风险问题。由此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对金融业改革和开放可能引发的风险问题一直有意识和准备。所以，1997年的重大金融危机，我们应对得很好，坚持了人民币不贬值，稳定了金融形势。2008年，美国出现了金融危机，我们也积极应对了危机，虽然也受到部分影响，但通过扩大投资保持了经济平稳增长。
总的来说，中国金融改革开放40年之所以取得丰硕的成果，主要是由于坚强领导、统一部署、循序渐进和风险意识。
预计到2035年，人民币有望和欧元具有同等地位、超过日元和英镑
凤凰网财经：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官方表态要进一步开放，并公布了金融开放时间表。那么，您对未来新的一轮开放有什么期许？
戴相龙：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今年到2035年还有18年的时间，可以预测中国未来的金融发展面貌或者趋势。到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金融体系。现代金融体系有什么要求、目标和特征？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全球将广泛深度使用人民币。所谓广泛，即指越来越多国家将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及储备货币。所谓深度，指人民币在投资、储备货币层面，占据更大的比重。到2035年，人民币将会和欧元具有同等的地位，超过日元、英镑的地位。
第二、到2035年，中国金融集团将会在世界崛起。未来，这些大型金融企业将走向国际化、服务综合化，我们为什么需要服务综合化？其一是客观需要，即客户需要，其二是银行降低成本的需要，其三是增加世界金融竞争力的需要。
第三、到2035年，不管是金融产品量，还是交易量，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可能会发展到和纽约、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同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水平。为什么？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大型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我相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也会快速发展壮大。
第四、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的话语权会提高。具体提高到什么程度？这和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相适应的。话语权的提高，不但表示增加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的股权和份额、国际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同时也要发挥中国在货币政策中的协调作用，加强与美元、欧元、人民币的货币政策协调。国际机构需要识别金融风险，中国也在防范风险，所以，中国本身在治理国际金融风险上就起了作用。
第五、到2035年，中国金融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运用水平肯定会走在前沿，甚至发行数字货币等，为国际经济交往带来更多方便。
总的来说，到了2035年，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会带来新的面貌。
投资银行的开放对中国挑战可能比银行更大
凤凰网财经：面对新一轮金融开放，中国是否做好了准备？会带来哪些风险？
戴相龙：首先，金融开放必然会对中国金融业带来挑战，关键要提高中国金融的自身竞争力和汇率管理能力等。从实际情况来看，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对我们的冲击有限。比如中国加入WTO时，当时，我在人民银行工作，对外国银行进入中国市场也有一些担心，担心外国银行用高薪把人才吸引走了，后来证明中国有的是人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最终并未对我们带来很大影响，但外国银行先进的管理制度、管理方式、经营方式对我们有很大启发，我们应该积极学习。中国加入WTO时，外资银行占我们整个国家银行业的总资产2%，到了2017年底也未达到2%，大概在1.5%左右。外资银行发展很快，中国本土的银行发展更快。为什么？外国银行网点少、资本金小、营销能力较弱、没有专门的人才培养体系，所以，实际上没有对我们形成很大的威胁。
这次开放的力度比较大，某种程度超乎我的预料。在中国加入WTO时，我们提出了中外合资的证券公司，外资持股比例不超过三分之一，即33%，人寿险外资持股比例不超过50%。这次博鳌论坛后央行宣布将证券公司、人身险公司等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三年后不再设限。也就是说，三年后，美国的大投资银行可以到中国成立独资的证券公司了，这个开放幅度是非常大的。
我预计，投资银行的开放对中国的挑战可能比银行开放挑战更大。因为投资银行主要靠影响力、信任和品牌发挥作用，这些大的投资银行历史悠久，有很好的市场基础。如果进入中国市场对我们的证券公司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这对促进中国证券公司的发展非常有利。现在中国证券公司很多，有的是中央所属的金融集团，有的是国家大的投资公司控股，有的是地方政府控股，都是自成体系，规模很小。我们的证券公司太小，截止到2017年6月，中国一共有129家证券公司，总资产只有5.8万亿元，我们最大的证券公司营业收入不到美国最大的投资公司的四分之一。我认为国有资本对管理不能只提稳定和提高收益率，国有资本管理的重要任务，是使国有金融资本在银行、保险、证券等机构内合理配置，我们国家的金融资本90%集中在银行，但在证券和保险机构的很少。
所以，我建议提高国有资本在证券行业的集中度，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总部设在上海的大型投资银行，由现有证券公司通过增资合并组成一家、多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投资银行。国务院也应提倡各个省和市国有资本加强资本联合，提高单个证券公司的净资本和竞争力。我认为，投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后，会促使中国证券业调整力度加大，尤其是提高证券公司资本集中度等。未来的中国投资银行体系，既有中国股份制的，也有外资持股的，更有利于发展资本市场，提高国内企业直接融资的能力，降低企业杠杆率。因此，我认为不应该担心风险，而应该做好跟外资机构学习、竞争的思想准备。
当前中国存在高杠杆率、债务违约和境外传入三大风险
凤凰网财经：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国际社会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10周年。您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哪些风险点？如何应对？
戴相龙：当前中国经济确实存在一些金融风险点，但整体风险是可控的，主要有三大方面的风险需要特别关注。
第一，境外传入的风险，比如类似2008年金融危机传入的风险。当前，美元正处于升值周期，利率提高，大量资金回流至美国，可能导致其它国家的货币贬值。那么，这种风险是否也会传导至中国？我认为对中国影响不会很大，因为人民币汇率不完全是对美元，也包括美元在内一揽子货币，美元升值，其他货币贬值，人民币对其他货币升值，相互抵消之后，人民币贬值压力并不大，即使有贬值，也是阶段性的。因为，我们国际收支状况比较好，外汇储备有三万多亿美元，整个经济增长比较稳定。另外，我们整个金融业通过40年的发展，自我控制能力较强，对资本流动适应也增强了。所以，我认为，境外金融风险特别是美元升值的第三个周期，对我们不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不过我们仍需要关注此类风险。
第二、杠杆率较高的风险。整体来看，中国杠杆率并不高，特别是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按照国际标准衡量并不算高。杠杆率较高的是非金融企业部门，特别是国有企业杠杆率。为什么资产负债率比较高？这主要和中国融资结构相关，中国资本市场不够发达，一般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降低企业杠杆率，第一，要改善企业经营，提高增补资本能力。第二，要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本融资比例。要发展投资银行，扩大其它的股本融资渠道，比如发展私募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等，将更多社会资金变成社会资本。第三，处理僵尸企业。僵尸企业不仅不能创造财富，还占用了大量资源，所以要妥善处理僵尸企业。对有条件的危困企业可以进行市场化债转股，而对僵尸企业只能走破产清偿之路。第四，建立全口径的工商企业资产负债统计制度和公布制度。现在公布的数据是指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规模以下的工业企业并未纳入统计，也不包括农业、商业等企业资产负债。要统计和公布全口径企业资产负债率，才能更好监测去杠杆工作。
第三、债务违约风险。主要是在淘汰落后产能过程中，钢铁、煤炭、水泥、玻璃、造船等行业中的一部分企业关闭后，无法偿还银行贷款，造成银行坏账进而引发的风险。目前来看，国有控股银行由于规模大，坏账准备金也比较足，所以，影响不是很大。但有可能降低资本利润率，影响上市公司股价和资本市场稳定。要特别关注一些中小银行的风险。如果一些债务人企业倒闭，不排除一些中小银行会出现“技术性”的破产。所以，我们要加强监管，同时完善存款保险制度。
如果出现了债务违约，应该采用市场化法制化的方法来处理。所谓市场化，即由债权人和债务人去协商处理，而不是通过政府来裁定。所谓法制化，如果协商不成，就通过依法破产重组或破产清算来处置。建议制定债务重组条例。
总的来说，债务违约会成为系统性风险，但现在尚未成为系统性的风险。现在防范风险已经提高到了新的高度，我相信我们有能力应对这些风险。这些风险也不会形成系统性的风险，都在可控范围内，我们应该继续推进金融的改革开放。
凤凰网财经：关于债务问题，近年又重新启动了债转股，怎么看两轮债转股的区别？
戴相龙：2016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这是作为非金融企业去杠杆的一个附件，我也参与讨论过。在此之前2000年前后那一轮债转股，我也参与过。2000年前后的债转股是政策性的，针对的基本是特定国有企业，债权银行是国有的，负债企业是国有的，债转股由政府决定，服从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基本脱困的政策目标，基本上是国资委“刨坑”，人民银行“栽树”。2000年前后，大概对600多家企业进行了债转股，金额为四五千亿元。而这一次不同，债权银行是上市银行，债务企业是自主经营的企业法人，有的是上市公司，债转股要按市场化进行。有关文件明确银行不得直接将债权转为股权，银行将债权转为股权，应通过向实施机构转让债权、由实施机构将债权转为对象企业股权的方式实现，政府不承担损失的兜底责任。所有操作流程不是由政府决定，银行、企业和实施机构自主协商确定债权转股一系列商业条款。我了解到，截止2017年底，大概有七八千亿规模的债转股。总的来说，只要是市场化的债转股，对于债务企业降低负债和债权银行减少损失都是有利的。对有条件的危困企业，实行市场化债转股，而对僵尸企业则要立足破产清偿。
房地产市场最大风险还要看到提前或过度消费的风险
凤凰网财经：除了您刚提到的三大风险，目前，对于房地产市场可能引发的风险也受到了高层的关注，官方多次强调“房住不炒”，积极推进建立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您怎么看房地产市场的风险问题？
戴相龙：我觉得房地产市场最大的风险不只是房价下跌，偿还房贷违约导致银行坏账的风险，更要看到提前消费的风险。首先，我们不是零首付，首付有一定比例，多数首套房是三成，二套更高，有的是七成，居民违约成本比较高，此外，从大面积看，房价突然下跌30%的可能性比较少。而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提前消费或过度消费的问题。如果一个人60%的工资要用来还贷，假如要还贷20年，那么，今后20年里，他只能把收入40%用于消费，这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2017年，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为58.8%，已经连续4年为经济主动力，这足以看出消费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在住房方面的过度消费，必将挤压今后的消费和社会投资空间。不过，中央早已预测到这方面的风险，已经制定系列措施慢慢缓解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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